隋朝大运河的开凿，其作用主要表现在隋以后的各个朝代。正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的：“隋氏作之虽劳，后代实受其利”、“公家运漕，私行商旅，舳舻相继”，一派运输繁忙的景象。在唐代，每年通过运河由江淮地区运往长安的粮食最多达到700万石，这说明京杭运河是一条经济大动脉。运河沿河两岸也很快兴起了城市和商埠，如睢阳、德州、临清、济南、宿州、泗州、扬州、镇江、杭州等都是运河边上重要的码头和城镇。

      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杭州后，金兵经常渡江骚扰。桐乡因河港交错，当时又缺桥梁，虏骑始终未能深入掳掠。又取运河交通之便，距杭州仅一日路程，既便于分居隐避，也便于互通信息，故随宋王朝南渡的士大夫都乐意在桐乡境内择地居住，仅洲钱（现洲泉）一地“士大夫隐避来寓者殆二十家”，其中不乏名士豪族。

      曲阜濮凤以驸马都尉扈驾临安，建炎三年(1129)移家于幽湖(今濮院镇)。后其子孙谢政归里，在此“督课农桑”，兼营纺织，所产“濮绸”誉满九州，对该地的繁荣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。至六世孙濮斗南，因拥立宋理宗有功，赐第为“濮院”，后即以“濮院”作为镇名，故濮凤被尊为“濮院之祖”。

      定居于洲钱最有名的是宋室宗亲赵汝愚家，由其父赵善应自开封移居于此。汝愚即出生于洲钱寓府。汝愚于宋孝宗乾道二年(1166)，考中进士第一名。光宗时官居吏部尚书，宁宗时擢右丞相，赐谥“忠定”。以人品高尚、清正贤能为乡里所敬仰，故尊其出生的故巷为“生贤里”。

      崇德（现崇福镇）的莫琮，北宋太学生。南宋建炎三年，因避战乱，迁居崇德。生有元忠、若晦、似之、若拙、若冲五子，后均考中进士，时人比作“燕山五宝”。“五子登科”的现象为历来所罕有，故一时佳话传颂，遐迩闻名。曾奉旨建造“五桂坊”及“椿桂堂”，今崇福镇仍有“五桂坊弄”地名存在。还有定居崇德的辅逵，宋高宗南渡时，累立战功，官居左武大夫、邵州防御使，后知泰州，晚年迁居崇德。生子辅广，少有大志，然屡试不第。后专攻周敦颐和二程学说，先后师事吕祖谦和朱熹，深为朱熹器重。嘉泰年间(1201—1204)归里，在崇德开馆讲学，著书颇丰，有《诗童子问》、《晦庵先生语录》、《朱子读书法》三种，《四库全书》提要著录，另有《六经集解》、《尚书注》、《四书纂疏》、《论语答问》、《孟子答问》、《通鉴集义》等，其著作广为时人引用。

      施州(今湖北恩施)刺史张子修、迪功郎张汝昌皆定居石门，建有东、西两园，乳鸭池流觞曲水，载酒游园，风雅极于一时。戴复古《初夏游张园》诗云：“乳鸭池塘水浅深，熟梅天气半晴阴。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。”已成名句，流传千古。莫若冲的《石门张氏园》诗：“为米徒劳束带难，当时彭泽便休官。高情曾赋归来句，尽入名园遍署看。”池馆园林之胜概可想见。

      大批世族名士定居于运河沿河各镇，加上与之交游往来的士人名宦，一下子在桐乡境内聚集了许多高层次的文化人，改变了境域的文化结构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，社会风气顿时为之一新。创办书院，重修寺观，造园修第，吟诗论文，桐乡运河文化由于宋王朝南渡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。同时，居民人口随之迅速增加。在居民聚居的城镇，民居沿河而建，小巷小街迂回曲折，纵横错立，流水、小桥、狭弄、石板路、沿河廊棚，展现了浓厚的江南水乡风貌。之后，历经元、明、清数朝的发展，桐乡运河文化日趋繁荣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桐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）